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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陽光社工介入司法工作照亮“隱祕角落”
發佈人:系統管理員      信息來源:新華網      發佈日期:2021-01-12 12:42:58      瀏覽次數:2081次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如何實現

上海:陽光社工介入司法工作照亮“隱祕角落”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這句有些籠統的表述,如今在上海正一步步落到實處。

“離婚案件從最初的以70後、80後為主,到現在90後越來越多,涉及的孩子多是10週歲以下。”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靜安工作站社工莫菲,是上海最早介入法院35週歲以下青年婚姻糾紛案件或未成年子女10週歲以下父母離婚案件的社工,作為青少年權益的代言人,她在法院判案過程中執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選取了118家中基層法院,開展為期兩年的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試點,拉開了家事審判改革的序幕。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的社工在上海市青少年服務和權益保護辦公室的指導下,率先與法院合作。4年來,約40名社工參與到法院庭前調解、家事調查、心理疏導、回訪觀護、家庭教育指導、擔任權益代表人、擔任探望監督人等具體工作中。

新修訂的《民法典》中有諸多與青少年利益息息相關的變化,家事社工介入司法工作,讓“隱祕的角落”真正被照亮。

8週歲以上孩子的意願到底怎麼聽

很多事,並不是法律規定如何執行,就能真正執行到位。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第1084條規定,父母與子女間的關係,不因父母離婚而消除。已滿兩週歲的子女,父母雙方對撫養問題協議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據雙方的具體情況,按照最有利於未成年子女的原則判決;子女已滿8週歲的,應當尊重其真實意願。

《民法典》前述內容是力求在婚姻關係解除時最大限度地保護未成年人利益。但究竟怎樣才是對孩子“最有利”?孩子的真實意願究竟是什麼?這在過去常常成為困擾法官的難題。

麥先生和蔡女士婚後育有一對正在讀二年級的雙胞胎姐妹,兩人離婚時,蔡女士要求兩個孩子都由自己撫養,麥先生則認為應該各自撫養一個孩子。

該案一審未達成和解,二審中,法官鑑於雙胞胎已年滿8週歲,因此在徵得父母同意後,將“意願徵詢”事宜委託給了青少年事務社工,並由社工一併開展撫養權糾紛調解工作。

“已滿8週歲的孩子,有一定的自主意識,但他們的意願也很容易被大人左右。如何挖掘孩子的真實意願,是最難的。”該案承辦社工郭明告訴記者,自己專門為孩子準備了繪本、彩筆、白紙等,以圖畫形式瞭解孩子們心目中家庭成員的形象。

兩姐妹都在圖畫中把爸爸畫成了“壞蛋”。社工詢問發現,這種對父親的負面反饋多數是聽外婆説的,在實際參與孩子學習生活的過程中,父親並無不妥。當被詢問是否願意一起住在爸爸家、週末和媽媽相處時,姐妹倆緊緊拉着小手,默默搖頭。

社工郭明説,姐妹倆對父親的“感受”並不客觀真實,但孩子們不願分開的意願強烈。因此,她在調解時,重點引導當事人雙方從“搶奪孩子撫養權”轉為“協作撫養”。

最終經協商,兩個孩子將同時由母親撫養。父親每月支付3000元撫養費,並將每月一次的探望轉為每個週末與孩子相處、每個月帶孩子回爺爺奶奶家過週末。

真正的青少年權益代言人

記者注意到,在上海地區的實踐中,社工介入司法、維護青少年最大利益的另一個主要渠道是幫助促進探望權的執行。

《民法典》第1086條規定,夫妻離婚後,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權利,另一方有協助的義務。而在這一過程中,一方拒不執行有關探望子女等判決和裁定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但法院只能對拒不履行協助義務的有關個人,採取拘留、罰款等強制措施,不能對子女的人身、探望行為進行強制執行。

“70%-80%的離婚案子都有孩子,探望權糾紛佔糾紛大頭。”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普陀工作站社工張國蓉告訴記者,有的人隔着鐵門讓對方“看一眼”就關門,有的人在孩子面前詆譭對方直接影響孩子的隱性人格發展,還有的人乾脆把孩子藏起來不讓對方看。

在上海靜安區的一起“探望權”糾紛案件中,28歲的媽媽小可(化名)爭奪撫養權失敗,又另行訴訟爭取探望權。她的探望權得到法院支持後,法庭特地將“青少年權益代表人參與探望監督”寫進了判決書裏。其後,每月第一個週六,在社工莫菲的協調、陪同下,小可獲得了在社區活動室與孩子一起玩耍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社工的探望監督遠不止於“實現探望”,社工們還要及時制止探望中出現的可能對未成年人不利的情況。

普陀區人民法院還賦予了青少年社工給出調查傾向性意見的權利,讓社工成為真正的“青少年權益代言人”。

近5000名社工在社區為青少年維權

記者瞭解到,上海共有近5000名青少年社工活躍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在長寧法院,陽光中心社工王曉琦除了要在每次開庭前應法官要求出具家事調查報告外,還肩負着判決後,去社區對未成年人進行回訪觀護的工作。

他會在判決後6-12個月的時間裏,上門察看未成年人的生活學習情況,重點觀察有無離婚後虐待未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照顧缺失的情況。一旦發現問題,他就會履行“強制報告”義務,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多部門上報。

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檢察院四級高級檢察官、第一檢察部業務主任王春麗講述了自己和青少年社工一起照亮“隱祕的角落”的故事。她的一名幫扶對象曾是困境青少年,經過專業社工的精準教育矯治,不良行為得到有效控制。“青少年社工在涉罪未成年人觀護工作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據悉,2020年10月1日,由上海市青少年服務和權益保護辦公室、市高級法院、市檢察院等多家單位共同起草的《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規範》已開始正式實施,它是全國首個專門領域的省級地方標準。

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共有青少年社工機構85家、青少年社工人數近5000人。未來,上海將在青少年社會工作標準化示範方面進行更多探索和創新。

去年11月30日,上海連同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青少年社會服務機構共同發起成立長三角青少年社工聯盟,倡議建立長三角社工服務轉介機制,通過信息共享,由長三角區域內的青少年社工開展協同干預、重點跟進,降低違警觸法未成年人失管、再犯的風險等。(記者 王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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